中国最高法发布案件情况 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

《和平权利宣言》第3条仅仅规定：各国、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应采取适当的可持续措施实施本宣言，尤其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应鼓励各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组织及民间社会支持和协助本宣言的实施工作。

邱本教授从人权发展的历史维度强调指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其是一个不断从不和谐社会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从生存权、人格权的法律属性来认识和平权，不难发现，和平权仍然属于第三代意义上的人权，其权能应当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属于基本人权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的人权。

民事权利因为其具体性，所以通常会以相应的具体民事义务作为法律制度上的对价，而基本人权往往是以集合性权利的形式与集合性义务相对应，故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往往具有抽象与具体、手段与目标、条件与结果相统一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所提及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科学地解决了和平权和谐权制度化和实证化的制度抓手。但从上文对和平权和谐权所具有的权利功能分析来看，要充分实现基本人权制度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制度功能，就必须要对基本人权保护制度体系化。另外，和平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客观化的法律秩序，如2016年联合国通过的《和平权利宣言》就是例证。因此，如果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制度抓手，和平权和谐权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故在法理上必须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在实现和平权和谐权中的最基础性的制度保障作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33/60号决议显示，人权理事会在2016年7月1日第32/28号决议中通过了《和平权利宣言》，并建议大会根据2006年3月15日第60/251号决议第5(c)段通过《宣言》。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立法 政法互动 共同富裕 。

[16]某些判决书中提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17]还有的判决书因为国家文件而提及共同富裕，如有法院援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国办发[2015]79号）中的共同富裕。[25] 例如，杨知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的理据和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总则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总则第4条规定，促进乡村振兴应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采取措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1]相较之下，立法涉及对不特定人的权利的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决断、而不仅仅是中立的技艺理性，是将党的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的重要过程，因此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和政治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太多的学术争议，就像有学者在劳动法领域中发现的那样，法律的尽头是政策。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云08民终125号民事判决书。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近些年最为重要的宪制问题之一，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需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法律上的宪制建构，都需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和谐发展基础上。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266号民事判决书通过百度指数分析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可见图1，共同富裕的搜索指数在2021年8月后有一个急剧增长。[40]然而，具体到立法过程中，对劳动报酬率的提高等问题尚不是重点议题，而是将保障就业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切入点。

这三款内容分别对应着宪法第6条、第7条、第8条关于所有制、农村经济制度、根本分配制度来的，与近些年国家所提的共同富裕议题关联不大。在581篇的地方工作文件中所涉及的细节性的文件就更多了，因此本文必须对此处分析的地方法律做一下限定。[46] 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将法律作为一种由下而上、从具体到抽象、从多元到统一的上升运动，参见邵六益：《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在法治的各个环节中，司法经常被认为是技艺理性的过程，因此司法面临的政治影响在学术上遭遇各种质疑，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如司法裁判中政法委的地位和功能是司法制度研究的敏感和热点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会更为谨慎的有所收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266号民事判决书。

第四，《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上海市慈善条例》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定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重新定位国家的大政方针，从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提法的前半段转移到下半段，即从关注一部分先富起来，转移到关注共同富裕。

[24]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之价值濡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解读宪法的角度发掘出这一价值濡化的制度载体，参见丁轶：《论国家认同的价值濡化：一个宪法功能视角》，《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2期。当然，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建设实践，到改革开放之初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新时代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路线上的调整。[14]如农村村民小组内部报告或村民代表同意书中提到共同富裕。[18]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1行终25号行政裁定书。在这份立法文件中，共同富裕是一种全方位的要求，只不过这份立法文件的效力对象是国家机构，更多指向党和国家机构之间的行为，其共同富裕表述对个人没有直接的约束力。[5] 这种互动关系在司法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笔者曾以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为框架，分析了政治考虑如何借助审委会与合议庭的互动机制进入到司法裁判之中，借助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多轮互动机制揭示了司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

这一功能可以从中央、地方两类法律文本吸收共同富裕时的差别看出来，在国家层面上共同富裕毫无疑问是必须予以立法保障的，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中央层面上的涉共同富裕立法大多数是一些国家文件，较少涉及具体立法。第一，大量地方性法规涉及乡村振兴主题，占据了22篇立法的一半。

《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总则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这主要是因为从国家层面来说，区域的发展差异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点是思考中国问题时必须考虑的，时至今日发展不平衡依旧存在。

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保护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更直接体现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对残疾人的保障之中。《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总则第4条规定，促进乡村振兴应当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采取措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三、中央法规中的共同富裕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和国家制定的五年规划具有非常高的效力，属于一定时期内国家的行动纲领，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之一，但是从十四五规划进入到具体的立法之中，还需要经过立法规划——如下文将要论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浙江省人民政府2022年的立法工作计划，最后落实到法律文本中来。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学术界对此也多有阐述。[26] 例如，于洋：《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法学》2019年第5期。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2021）豫1625民初5762号民事判决书。

[44] 参见[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最后，在上一节我们看到，中央法规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而在地方法规中似乎没有涉及。

在地方层面上，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也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浙政办函[2022]5号），在总体要求中提到……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地方法规880篇，其中地方性法规22篇，地方政府规章1篇，地方规范性文件274篇，地方司法文件2篇，地方工作文件581篇。

为什么有这种差异？具体立法在劳动问题上的有选择性规定，就体现了立法对政策的筛选和重新界定。[30] 笔者曾从政法叙事的角度阐述了三个时期关于共同富裕政策的一致性，参见邵六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法逻辑》，2022年待刊稿。

[36]有学者在对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实证研究中指出，经济水平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成正比例。方针指的是国家道路贯彻到某一个领域中的原则和价值导向，如共同富裕建设。而更好体现共同富裕的立法，则是一些具体的地方法规。[9] 参见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

[10]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发现，法治并不当然地支持共同富裕。[23]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7执复33号执行裁定书。

在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愿景目标的建议》中，共同富裕既是远景目标、也是基本原则，还是社会建设的具体要求。[33]在23篇中央法规中，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是2021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共同富裕是该法各项立法原则的终极目标，其第4条基本原则条款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共同富裕，遵循以下原则……经过研读会发现，共同富裕从政策层面落实到正式的法律时，依旧停留在法律原则的层面上。

在这些裁判文书中，只有少量几份裁判文书中的共同富裕论述与本文关注的主题直接相关。共同富裕立法中对乡村议题的侧重，也能够从地方层面的立法中看出来，下文还将详述。